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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改革现有收费机制，和纠缠申请认定保持配套，避免用收费吓退申请人。

[16] 该判决的结果意味着，同性伴侣只能继续以民事互助契约作为其唯一的结合方式。[⑨]与美国相比，法国的社会冲突可能相对剧烈，例如2013年同性婚姻法的通过曾在巴黎引发十几万人参加的抗议游行，右翼历史学家多米尼克•韦内（DominiqueVenner）甚至在巴黎圣母院饮弹自杀以抗议同性婚姻合法化。

第二，民事互助契约制度违反平等原则。直到2007年，最高司法法院（CourdeCassation）还根据法国法律传统坚持认为，根据法国法，婚姻仅为一男与一女之间的结合。但权利问题与政治问题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同性婚姻权的争论就兼具这两种属性，因此在理论上需要立法者与宪法审查者的共同参与。在1999年法律通过后，议会少数派议员随即在事前的依申请审查程序（案件号使用DC）中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申请。通常而言，立法者与宪法审查者在宪法过程中存在也应当存在基本的功能界分，权利问题应由宪法审查者基于法条进行体系性说理，而政治问题则应保留给议会进行民主决断。

从实质上讲，与其说是万能的议会及其立法权，不如说是议会立法过程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政治家和政治家群体及其远见卓识，如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同性恋非罪化贡献巨大，他们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因为他们提前嗅到了时代的律动，但他们却又不是唯一的立法者，他们需要受到反对派的制约并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服反对派，他们也需要利用时间向国民证明诸如此类的法律是真正适当的。法国的这一变化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欧洲各国在二战以后都经历了与法国类似的发展，人的尊严与价值得到日益充分的宪法保障，欧洲范围内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逐步建立。[7]也有观点指出法院应该对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和行政资源行为进行规制，但是法院惩罚意味不能太明显，不能把司法规制变成限制甚至剥夺申请人的权利。

新西兰在其《官方信息法》第18条第h款中规定，行政机关可以拒绝那些草率或纠缠申请（Frivolous or vexatious request）或针对琐碎信息（Trivial）所提出的申请。因此，2014年信息公开法修正案也建议删除相关规定，而交由澳大利亚的行政上诉裁判所（AAT）依据《行政上诉裁判所法》相关规定进行。况且这十个古怪申请并不全都会造成公共资源浪费。首先，历史信息公开一直是条例实施以来一个难点。

如果了解到申请人明确表示陪政府玩玩这类申请目的，这就为行政机关判断纠缠申请提供了依据。对于琐碎信息申请，英国还是从是否对行政机关造成过度阻扰、引起超出其忍受程度的恼怒或不安这一后果角度将其考虑作为是否构成纠缠申请的众多判断因素之一。

虽然从国际惯例上看，信息公开法不要求了解申请人的具体申请目的，但是在判断纠缠申请时，行政机关有必要通过沟通更全面掌握申请人的申请目的。[6]而法院则认为，陆某等人申请的真实目的并非为获取所申请的信息，而是借此表达不满情绪并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施加压力，以实现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的最大化。4．当地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建设的环形公路数量。这也提醒我们，构成申请权滥用的标准或门槛在我国宜高不宜低。

现有关于职业申请人、刁民或无赖的提法就是例证。行政机关也可在规定时间内对所申请内容相似的申请进行累计收费。以上海过去十年的统计数据为例，信息不存在、申请内容不明确、非本机关公开职责权限范围、其它（包括非政府信息、非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复申请、不符合三需要等）这四种答复理由占到了所有答复总量的39.23％。（一）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角度进行立法 第一种是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角度进行立法。

总的来说，对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助于破解现有条例实施过程中的困境，从而最大化发挥条例在大数据时代下对促进信息流动方面的价值。[22]上海其他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注释: [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赋予自然人等主体的一种向各级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行为发生的特殊性 对申请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不得脱离我国实际情况。

当然，除此之外，在行政机关不得不以该理由答复申请人时，其还应取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英国即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第三，行政机关应当基于申请所造成的重大后果角度，在权衡包括申请背后所涉及的申请信息、申请目的、申请行为等诸多因素后判断一项申请是否构成纠缠申请。如果申请所指向的是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该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已经主动公开，可通过其他渠道获取。[28]这意味着我国众多疑似滥用申请权的申请人更多是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前提下，不得已才转向信息公开这根救命稻草。行政机关应当考虑到申请人申请的具体情形，而不是排除一切来自该申请人的申请的简单方式彻底取消其正当的申请权。

（三）我国规制申请权滥用行为的立法建议 未来修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时，有必要在条例中规定行政机关没有义务答复来自申请人的纠缠申请，但是在作出决定之前，需要取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美国虽然没有专门规定，但实践中也出现了申请权滥用的事例。

作为信息公开争议主要解决机构的新西兰监察专员指出，该条规定所说的纠缠申请应该结合申请的具体情况判断其是否构成，而不能仅凭申请人的身份判断其申请是否构成纠缠。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以主动公开为主的信息公开立法模式也要求各级政府在主动公开方面必须强化工作力度，也只有如此，才能根本上缓解政府依申请公开方面的巨大压力。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法院的相关裁判，其考量因素似乎也并不周全和严谨。[12]应当说，申请人所提申请背后的具体目的以及申请价值，对法理上判断申请权是否遭滥用究竟发挥何等影响力，均值得深入研究。

[33]考虑到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在答复申请人时普遍存在说理欠缺的问题，这种要求也是通过提高行政机关启动该规定的门槛，从而更好地保障申请人的申请权。这不仅可以规范实践运用，也可引导申请人提出正确的申请。这意味着这种基于申请人模式认定纠缠申请的立法模式难以为继。这就意味着应当更大程度地允许来自民众的更多申请，从而倒逼行政机关提升透明度。

2014年11月20日制作的最新指引则根据大量相关案例对纠缠申请确立了更为细致的认定标准。就部分公开而言，过去十年部分公开答复占比微小，均值在3.06％。

具体到立法来看，信息公开法是如何规定的，实践过程中各部门又是如何认定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没有将程序性不予公开理由进行统一规定，有些程序性不予公开理由则没有规定。

（三）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角度进行立法 第三种是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角度进行立法。这就意味着从最高收费角度解决我国申请权滥用方面收效不应过于乐观。

七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考虑修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时，则更多应基于本国实践，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突出问题，这其中就包括申请权滥用问题。最后，现有的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机制（如信访、复议、诉讼等）的不通畅，导致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承载了过度的压力。只不过没有像新西兰那样将琐碎信息单列并突出而已。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现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申请权滥用方面缺乏规定。

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行为之理论化 申请权滥用问题并非我国独有，国外也同样普遍存在。这种立法模式较为普遍。

另外，重复申请本身只是申请权滥用的一种，无法涵盖所有滥用申请权行为。对于单次申请超过了行政机关所允许收取的最高收费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据收费规定拒绝申请。

如印度一法院判决所言，不加思考和不切实际地要求通过信息公开法公开各式各样与推进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和廉洁政府无关的信息将起反作用。针对落实私房政策等历史信息所提出的申请以及随后的复议诉讼给实践部门带来了不少困扰。